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众多,其传承的重要线索便是“典籍”。大量典籍能流传至今,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。
韦力便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位。他凭个人之力,收藏古籍7万余册,不乏大量珍稀善本。有人说,韦力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,而他认为,传承、发扬传统文化是他的责任。
在韦力看来,藏书家的胸怀是分享,在他的藏书阁“芷兰斋”里,他与记者谈写作、谈收藏、谈阅读,进行了一次关于书页的温故。
藏书是写书的基础
上观新闻:您的藏书阁就是一座旧书的宝库,据说这里存放了7万多册古籍,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都收藏了什么样的古书和旧书?
韦力:因为您提到了旧书的问题,我想先说说书的分类。首先,“古书”指的是古代的传统典籍,有“简册”“卷轴”“册页”“线装书”等不同的装帧样式;而后,民国时期出版了很多西式书,我们称之为洋装书,这一类出版物一般被称为“旧书”;再之后,近几十年人们读的20世纪70—80年代的这些书,我们称之为“二手书”;再往后,现在书店里、网上正在卖的书,我们称之为“新书”。我觉得大约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点划分。其实古书和旧书的范畴没有办法截然分开,所以把它们统称为古旧书,我收藏的也都是古旧书。
对于书的内容,我的收藏大概分两类:一类是我藏的书,一类是我读的书。我的书库是藏古书的地方,我一般按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分类,有珍稀善本,也有一些过去被学者认为早已不再存世的古籍。而在我的住处,我收藏的是目前我研究用的书,都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。一个研究结束了,我可能要搞另一个专题,就会把这些书替换一下,换成新专题的研究成果。目前有很多研究的书都放在我随时能拿到的地方。
上观新闻:您目前放在住处的书是有关什么主题的?
韦力:我现在研究的是文庙系列,文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存在,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文庙。中国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体,因为没有纯粹的形而上的宗教体系,儒学就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,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深。
自从唐太宗李世民下诏“州县学皆特立孔子庙”开始,全国各地应诏建立的孔子庙便成了当时的新鲜事物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孔子庙至今都成了历史的故物。在这漫长的历史进展和演化之中,全国各地的孔子庙都经历了兴建与摧毁相交替的兴衰过程。这样,由产生“孔子庙”这一历史事物的政治背景以及该事物发展、淘汰、衍化的过程,形成了一部文庙的兴衰史。
如今,大部分的文庙都被毁了,还剩几百座,却没有人做系统的梳理,我就以寻访的方式开始做文庙的研究。我要查相关的史料、文庙的沿革、当地的儒学史,这时候旧书和古书就起到作用了,要从中梳理出相应的史料,我才能写文章。
我虽然现在说的是我写书的事,但是写书跟藏书有关,藏书是写书的基础,但是大部分藏书家还是停留在藏的阶段。
上观新闻:您为什么不愿意停留在藏的阶段?
韦力:通过写书、做研究,通过实地探访,你才会发现古人所说的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历史的记录,通过这种印证,不只加深了印象,还能对以前的理解有全新的认识,我觉得这才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。
书承载的思想是强壮的
上观新闻:从何时开始,您对藏书产生了兴趣,并走上了藏书这条路?
韦力: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,我记得大概18岁的时候,国际书店才重新开起来。当时我觉得书很贵,因为平装的书一般一册1元钱,普通古籍书大概3元钱。那时家里每天给我5毛钱买午餐,当时还有同学很羡慕我,因为大部分同学每天只有2毛钱用来吃饭。我如果要买古书就会有好几天不能好好吃饭,但是我还是愿意省下钱去买书,我当时就觉得要买书就必须要想办法赚钱。
在买书的过程中,渐渐感受到自己对古籍的偏好,又渐渐懂得了哪些古籍书才更有价值,而后又遇到了懂行人的指点,由此走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收藏之路。但我最初买书,并没有想到能买到怎样的规模,只是不经意间走了30余年,蓦然回首,才知道自己的藏书达到了怎样的程度。
中国有很长的藏书史,但是因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,藏书的脉络都被打断了,后世就没有这种概念了。新一代的人需要用书的时候,才会发觉藏书非常有意义。
韦力:当年,对书店来说,古书并不好卖,古书卖的价钱跟新书的相当,所以没人买古书,人们宁愿去买新书。在1949年之后,各地的古籍书店都开始合并,统一规定每个城市只保留1家古籍书店,比如,北京1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中国书店,上海20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博古斋。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讲经济效益。对于古籍书店来说,每年要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才能发效益工资。新书好卖、旧书不好卖,我却恰恰爱旧书,书店就会很高兴,会很指望我买,我就在那时候收了很多旧书。
但后来通过这样的方式,古旧书越买越少。而且随着交通逐渐便利,人们可以轻易地赶往某处去翻阅某部书,这样的便捷使得更多的爱书人可以竞争买同一部书。而正是这样的竞争,才产生了拍卖这种较为公允的交易方式。书店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为生,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,拍卖会是实现这种想法的最佳场所,这使得很多好书流向了拍卖场。欲得心仪之本,那只能去跟同好们在拍场上一争高下。所以,爱书之情是不变的,但得书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。正是因为拍卖的特殊优势,使得很多爱书人都转入了这个战场,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
我认为,古书没有定价,古书要看心理价位。我认为它值1万元还是值10万元,其实也说不出什么道理,我认为值了就值了,就是这样的概念。书的形式如同肉身,哪怕形式毁掉了,其承载的思想、内容、记录也是强壮的。而古书之所以能够传承,则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。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,才使得斯文不绝。
读它才让我懂得了书
上观新闻:在您的藏书生涯中,有哪一本书或哪几本书对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?
韦力:对我来说,这分两个方面,一个是收藏的书籍对我的影响,一个是阅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。
我先讲个收藏的故事。人们可能特别喜欢听那种捡漏的故事,但是对于收藏古旧书来说,这种事属于百年不遇的,就像中彩票,但我真的经历过一次。
先说下背景,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档的文明体系。我认为没有断档的前提是文字不变,原因是中国文字虽然有八大文体,从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等一路发展过来,但是基本形体没有变。方块字、表音表意,就是我们所谓的《说文解字》6种造字法。但是西方的体系不同,比如说古波斯文明、古巴比伦文明跟现在在那里居住的人基本没有关系,他们甚至完全不认识那些古文,因为他们跟那些文明体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。
不断档的文明,这是在任何其他民族中都不存在的,是中华民族独有的。因为文明的延续,我们才有了《二十四史》,就是中国历代撰写的24部正史的总称。其实在《二十四史》之外,中国的正史还有一部,叫《新元史》。《二十四史》因为历史的原因,手稿都不在了,但第二十五史,也就是《新元史》还有柯劭忞的手稿,我们之前却不知道。
有一天,我偶然在北京故宫城下河边遛弯逛早市,就看到了这样的两捆手稿,打开了在那儿摆着卖,我从来没有在早市上捡漏的概念,当时就觉得很震惊。这些书都是毛毛的、没有切过的,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毛边本”,一般都是手稿。我打开一看,居然是《新元史》原始的手稿,总共有七八十册,我就觉得很魔幻。我问卖家:“多少钱?”他说:“200元。”我试探地问:“200万元?”他说:“开什么玩笑?200元,如果你嫌贵还可以还价。”我立马答应:“不还,就这么多。”钱货两清之后我第一时间赶紧把手稿带回家。我就这样买到了这份手稿,这是中国正史中唯一留存下来的手稿。这个故事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,所以藏书也可以动人心魄。
上观新闻:那您阅读的书籍,哪本对你的影响最大?
韦力: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,因为它是梳理中国典籍读书的门径,这部书流行得很广泛。在民国晚清,大家都把它作为读书的指导,中国典籍应该读哪个门类、应该读哪几部书,这部书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。
它其实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写的必读书目。比如说,今天很多地方会让我推荐必读书目,这里有个问题,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偏爱、自己的视角,我的视角之外可能有很多好书都没有读到。这些书目只代表了推荐人的主观视角,并没有宏观度。但是张之洞的这本书有客观度和宏观度,他梳理了2000年来哪些典籍是重要的,是极厉害的一本书。
上观新闻:您走上收藏的道路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关系?
韦力: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会瞎买,因为以前书荒,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书。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书。那时候新华书店是闭架售书,书架前有个柜台,读者是不能拿书的,你要和售货员说你要哪本书,所以当时就很难看清楚。我当时就一直伸着脖子看,然后请售货的叔叔阿姨帮我把书拿下来。当我拿过3本书还不想买,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,心里极其忐忑,不敢再说了。我觉得我对书籍的敬畏之心,就是这么造成的。
改革开放之后,书开始多起来了,也开架售书了,我当时非常兴奋,但是那会儿不懂,什么都买,觉得只要是书就是好的。后来,我才慢慢地明白书是买不完的,买书必须要懂得门径,而那时的自己并不懂得买书的门径在哪里。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就在这时给了我极大的启迪,它让我懂得了书。
通过纸的温度感受旧时光
上观新闻:书是买不完的,所以读旧书以及读经典的书就变成一种比较好的选择。对于如何读经典,您有何建议?
韦力:读旧书要看你是为什么想读它。如果是为了怀旧,你可以买点旧书看看,尤其在上海的读者朋友更应该买。因为上海开埠之后,西方的印刷技术最早是从宁波传到上海的,所以上海有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等,是中国印刷业最集中的地方,比北方要发达得多,所以它也就变成了旧书最多的地方,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旧书出自上海。但现在网络发达,也给了其他地区的读者很多购买旧书的机会。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读旧书中的文字,其实现在在网上各种文献都能查得到,你再刻意去找旧书,就没什么必要了。
对我来说,我喜欢书,我更喜欢把玩书,因为不但可以读到文字,还可以通过纸的温度来感受旧时光。我觉得纸质书有温度,而不像电子书冷冰冰的。书是有生命的,如果你喜欢读书,可以从中读到鲜活的世界,那远比你只看电脑上的文字会有质感得多。
提到旧书,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经典。现在很多书都被称为经典,甚至一些新书也被称为经典,我认为不要把经典一词泛滥化。很多人说去神圣化,但是对于经典书籍来说,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。我并不认为泛读是不好的,但是经典的书籍应该是崇高的、神圣的,不应该把它们祛魅。
上观新闻:对于书店以及读书行业的未来,您怎么看?
韦力:中国人平均一年的读书量真的少得可怜。虽然说有很多学者在其领域出版了很多专著,出版社的印书量每年也有几十万种之多,但爱书人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,这种状况到今日仍然没有大的改观。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也对此予以了扶持,给一些独立书店进行经济上的资助,但毕竟中国的独立书店数量庞大,这样的实惠无法实现雨露均沾,故无论公私性质的书店,大多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。这种困难的产生当然有客观原因,比如网络的冲击、电子化阅读的普及、新科技的发展等,虽然说网络阅读也算读书,但毕竟这种读书方式无法促进书店的经营。这种局面如何改观,不是我能预见得了的,但就我本心而言,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走入书店去买书,希望这些书店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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